現實就是抵抗


──布魯諾·拉圖爾


1815年,印度尼西亞的坦博拉火山爆發了,灰燼覆蓋了整個地球的天空,帶來的氣候影響前所未有,連同中國的云南乃至到歐洲,有數百萬的農民因此陷入饑荒之中。此時第一次工業革命正逢盛時,這場大災難并未打亂人類在十九世紀的現代化進程。相形之下,它對文學藝術所產生的影響反而更為顯著;許多人認為這起災難是“科幻小說”誕生的催化劑 ──瑪麗·雪萊,一位當時在瑞士度假的英國富家小姐,充分利用了這個不見日光的夏天將自己關進小屋里,寫下了《弗蘭肯斯坦》:這個可怕的故事始于一個奇怪的預感,敘事者與一位以冰為船漂流的男子的相遇……而英國藝術家威廉·透納或許也得感謝空氣中的大量微粒,因此才得以繪制那些關于壯觀日落的傳世畫作。


在這事件過去幾年后,人類便陷入了那似乎永遠都無法被滿足的現代性之中。它被集體烏托邦、輝煌的發明和科學的進步,以及種種暴行誘導而來。通過對地球資源的剝奪以及在同類間的相互爭斗,人類社會暫時得到了繁榮。然而隨著技術的不斷革新,晝夜不息的發展變化,世界逐漸失控:人口爆炸、流動,勞動力遷移,人工智能邁向現實,高頻交易,生物多樣性消失以及宗教和意識形態的枯竭……今日,資本世似乎正在抵達顛峰,但也讓我們看到了它自身的極限。


攝影卻在這時代得到了升華:當代且三位一體,它既是自身的產物,又是演繹者和見證者。今天的年輕人以及他們的后來者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,因未來亟待修復改造,這繼承雖并非他們所愿,他們卻仍需要為此行動起來。戰后的雜志和畫報所遺留下來的人文主義攝影傳統和報道文化──往往著眼于悲劇導致的后果,在觀眾敏感的同情心上發揮作用──今日的攝影已與其截然不同,今天的藝術家們敢于更深層次地探討問題,盡管批評者往往形容他們的方法過于冷漠且有一定的距離感。可他們研究著的世界遠比其所描述著的更為寬廣,并不只為我們指出事物的關鍵之處或提供一個明確的道德立場,而是向我們展示足以用于質疑當下和思考未來的因素。他們的工作游走于人類學、紀錄和藝術的邊緣,打破了政治論點和媒體評論所指向的世界,由此提供一些關于別樣世界的另類解讀。正如在攝影師揚·明葛眼中,今日城市的天空與坦博拉火山爆發后威廉·透納所繪制的天空兩者間有著奇特的相關性──有如另一場災變的前兆,區別之處在于這一次的災變并非大自然釋放其力量,而是人類自身活動不可挽回的影響之后果。


在主題展中所呈現的藝術家項目都可被視作獨立的個體,它們自治并有著各自獨特的敘述方式,亦可被整體對待而視作一份全球性的提案,而不同項目的議題與美學在其中的相互呼應和回響,正是思考當下與時代之關鍵。主題之間交疊連鎖──股票市場的變動,受人類活動影響下的景觀演變,勞動力和工業世界的變化,經濟危機,全球化主義,人口流動,全球化世界中麻木的年輕人,監控,算法的主宰,對生物世界的操縱……一切皆是因素,被寫在同一個方程式中。


兩百多年前,在坦博拉火山爆發的陰霾下,中國昆明“五華五子”之首的詩人李于陽曾寫下這樣的詩句:

東海放教曉日升,

盡消積障豁心目,

欲問明朝晴不晴,

對我無言階下菊。